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颓而不废的博客

 
 
 

日志

 
 

为什么我支持证监会的海龟派?  

2009-06-09 21:00:5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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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西庆,土洋之争,中金黄金,股票';var $tag_code='64646adf627529bc80d1b257f833037e';

   昨天写了几个黄金股,看过表格的人大概都一清二楚了。今天,中金黄金果然争气,一家独红,其他几个都是一片绿色。不过提醒各位的是,中金这是相对高估没有其他严重而已。

   有人问中集A,这个我没法说。同样的东西,价值投资者当然喜欢中集B。

   还有人问为什么我喜欢洋派,还经常拿土鳖派开涮。这个事情你可以这么理解:土鳖派是证监会掌权的主流,以稳定为名拒绝创新拒绝将权力交给市场,所以我自然喜欢洋派,尽管洋派也不可避免有弱点。这是人之长情。有兴趣的可以百度“高西庆王益”,或许你会找到曾经的一篇文章,基本说出了中国当下的实情。此文是若干年前三联生活周刊采访高西庆的文章,后来高西庆看见刊登出来后非常恼火,因为此文对他很不利:他在和记者的闲聊中说了很多真话……再后来,三联生活周刊专门出了致歉信,说这个是很多年前的私下闲聊,不是采访,云云。绝非杜撰。

 

下面附当时的系列文章,需要仔细读才能读出其中的味道

 

 

 

解读王益其人
【该文章阅读量:681次】【字号:
 

 王益在证监会副主席一职上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但这5年却足以把他的前半生“串联”起来。他从29岁步入仕途以来开始积累的人脉资源,以及他在短暂的生意场上结识的朋友,都通过这个关键职位编织成了一个能量场。即使在王益1999年离任后,这个“场”对证券市场仍然保持着隐秘而巨大的“影响力”,并且,它显然失控了。

  为官还是为商,王益的选择

  1992年,王益和中国证券市场都面临着一个选择。当年轰动一时的深圳“8·10”集体舞弊事件,让中国最早一批股民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之后的4天,两地股市大跌,上证指数的跌幅高达45%。身处岔路口的中国股市做出的选择,是在最短时间内,成立了专门的证券管理机构。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兼任主任。

  1992年10月,被调至这个新成立的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担任副主任的王益面临的选择,则是关于自身前途。“此时的国务院证券委是个虚设的机构,并无实权,主要任务是协调重大政策和各部委的关系,然后联络10个部委的‘一把手’做委员或者副主任,并无具体的办事部门。”接近王益的知情人士说,“王益这段时间一直很困惑,继续留在这个部门,享受一个副局级官员的待遇,还是下海经商?”

  其实,这不是王益一个人的困惑。这一年,在政府中层或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当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在同年5月下海成立“嘉德拍卖”的陈东升是这个有着特殊含义名词的发明者。据当时一份报纸的统计,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其中最知名的,是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他于7月辞职,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王益是“92派”成员之一,他经过接近一年时间权衡的结果,是选择下海。他在政府的资源帮助下迅速获得了“中国企业评价协会理事”的头衔。“1993年,公职在身的王益,加入到了海南淘金的热潮中。”这名知情人说,“不幸的是,王益夫妻二人赶上了海南开发的末班车,1992年底,1993年初,他们杀到海南,不到一年时间,1994年海南的房地产热就基本见顶了。”连像万通母公司海南万通这样更早涉足地产开发的企业都身陷危机,更不用说王益这样的后来者了。

  因为实体经济受挫,王益打造自己的资本系、最终实现上市的梦想也随之破灭。“王益因为在证券办工作的环境,对于资本市场还是很敏感的,他下海的真正动机,是在资本市场上大施拳脚。所以,从一开始,王益和他的妻子王昭明就努力构造一个复杂的交叉持股的资本系。”知情人说,“王益1993年底创办北京百峰新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由王昭明的海南海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控股,北京百峰又先后参股了云南宝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组建青岛新益城市信用社。没想到,海南宏观形势的恶化,终止了这个尚在雏形中的资本帝国。”

  生意上的失利让王益反思自己的选择。“王益从毕业后工作就在机关任职,说实话,经过这次换位思考,他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应生意场,办事求人的滋味很不好受,那两年多的从商经历让他疲惫不已。”国家开发银行一名接近王益的知情人说,“这让他下决心要重回仕途。”“1994年9月,处于生意全面危机时刻的王益,居然选择报考西南财经大学在职经济学博士,也是他这个决心的一个佐证。1997年,王益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为《上市公司运行机制研究》。”

  1993年6月,国务院决定将证券委办公室设在证监会。自此,证券委和证监会的工作人员和工作场所等初步实现一体化,两年后,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机构编制方案》,确定证监会为国务院证券委的监管执行机构,这次机构调整为王益重返证监会提供了机会。而王益远远没有想到的是,证监会的权力即将发生的巨大变化。

  证监会官员后来也不断地分化,一些又陆续下海了,另一些则留在了这个部门,比如王益。下海的,包括王益担任证监会副主席时的秘书、国金证券董事长雷波;曾任证监会法律部主任、证监会杭州特派办主任、党委书记、证监会稽查一局局长的太平洋证券总经理王超等。

  “成了运动员的裁判,不能说他们一定都有问题,但这对于行政色彩浓厚的中国式监管来说,本来就是一个隐患。”一名业内人士说,“他们和身处监管部门的王益编织了一个更大的‘舞台’。”

  1995年,王益上任

  王益到证监会的1995年,这个成立于资本市场蛮荒时代、一切仍在摸索之中的监管机构刚刚经历了一场关于规则的内部斗争。它的结果,是行政派战胜了市场派。

  后者代表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开山人物之一、现为中国投资总公司总经理的高西庆。对于监管权力过度集中的危险的察觉和警惕,是高西庆在1995年选择离开他一手参与创建的证监会的原因之一。“这是我第一次辞职。”高西庆说,“我在任时,有一次听人讲,我们部门的职员下班后,被一家公司的车接走了。后来这个职员告诉我是因为顺路。我就此专门开会讲过一次,‘顺路接的也不行,不能给人家瓜田李下的感觉’。但是一些人的思想与纪律脱节还很大,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高西庆当时的职务是证监会发行部主任兼首席律师。这位1981年9月赴美留学法律、在华尔街担任律师、1989年回国担任“联办”(即现在的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前身)首席律师的学者型官员,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酝酿时期最重要的两部启蒙型文件《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和《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设想》的起草。显然,在高西庆首次为官的3年里,他的西方经验遇到了挑战。

  所有争论的焦点,围绕着证券监管制度设立之初,权力起点以及权力边界的规划;而权力的核心,又集中在证监会的“发审权”上。“证监会成立之初,很主要的一个内容是讨论发审权问题。”高西庆后来回忆,“当时我的态度是,这个权力的立法在市场。即使后来不得已而进行发审,我一贯的态度是应该放弃发审权。证券市场不是证监会或者任何一个其他政府部门可以左右其基本运作规则、确定其商品价值的地方。从长远看,这个作用只能由市场来起,应该把这个权力放回到市场上,不然各方面矛盾解决不了。”

  但市场派的理论没有起作用。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它是全世界100多个证券市场中唯一一个自上而下方式建立起来的市场。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深圳两个地方政府积极筹建证券市场,各自制定了一套公司、证券规则。因此,即便按照发审权从一开始交给上交所和深交所,背后的主导者也是这两个实力雄厚的地方政府。“这里不光有理念问题,也有利益问题。”高西庆说,“地方政府开始做证券市场时,印花税都由地方得,后来才一点点和中央政府分成。”

  行政和市场之争的表象下,是中央和地方之争——行政发审权力向证监会集中,是这个过程的必然结果。高西庆经历的证监会时代的前期,发行仍是一个弱势部门,但1993年之后,这一局面就逐渐被改变了。“早期的发行部还只是做样子。”高西庆说,“1993年证监会开始发行审查时,上海和深圳地方政府自己审查的企业就想直接上市。后来国务院协调的意见是,既然有了证监会,一定要证监会审,但地方政府已经审过的,证监会可以不实质性审查。由上海、深圳市政府报的几十家企业都这样上市了。”中央和地方长达数年的博弈到1997年画上了句号——两个证券交易所上收,发审权全部收归证监会。

  王益成了最终实至名归的行政权力的收获者。高西庆离任后,他所负责的发行部,被刚刚就任证监会副主席的王益所接管。和他的前任相比,王益显然是一位充满本土色彩的监管层官员。1985年11月到1992年9月王益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工作的这段时间,为他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和资源。“这些资源,在麻烦不断的股市蛮荒时代,的确显得更为有用。”一名接近王益的政府官员称。(朱文轶陈晓)

      解读光环笼罩下王益:积累人脉方式让人舒服

      “我和他是很熟悉,可是,他在证券行业的所作所为,是我们在报道出来后才看见的。”不止一位采访对象这样面对采访。

  在没有出事前,这位国家开发银行的副行长以极其活跃的形象出现在各个舞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兼职教授、不识谱的音乐家、证券行业的资深专家……他身上这么多的光环,使他截然不同于一般人心目中的官员。

  学者名声

  1998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初创时期,按照一位光华老师的回忆,“当时缺乏一切”。既缺乏老师和学生,甚至连教育部的管理都付之阙如。王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证监会副主席身份去光华管理学院当兼职教授。

  “他对学者身份很看重,并非像有的官员,上课纯粹是走过场。”

  按照这位老师回忆,无论是当时还是多年后,王益的课都上得不差,“他备课很认真”。1999年,光华管理学院的EMBA课程初创,当时中国大多数院校对EMBA教育都很陌生,之前只有美国某高校办过相关课程,而且是以失败告终。

  当时上什么课,大家都很茫然,只是隐约觉得,中国已经处在全球化的关键时刻,无论是企业还是企业家,都面临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挑战。而王益因为在证监会的位置上研究过资本市场,加上经常出国考察,“他的一些课程讲得很像样”。一位早期的EMBA学员还记得,王益的有些课程案例信息量很大,很贴合实际情况,“他后来讲全球化时代的企业并购,就很生动”。他还讲WTO时代的中国金融业发展,也有一定的说服力。

  可在有的经济学家眼中,早年学习历史,后来在西南师大才读经济学博士的王益经济学功底其实很差,“是个水货”。特别是一些需要数学功底的经济学模型类的东西,“我们在那里说着讲着很热闹,他一点不通,可是有时候还是喜欢插话”。这位经济学家发现,“他是那种任何场合都要以自己为中心的人”。

  当时王益的身份对北京大学的EMBA招生起了很大作用。开始时,他担任金融班的班主任,学生以企业家为主,而且是很多知名企业的,王石、李宁都是第一批学员,“很多学员,是冲着他证监会前副主席、国开行现副行长身份来的”。大家觉得,可以听到一些资本市场上公司运作的真实经验。

  一位经济学家听过王益的公司治理课程,觉得他最大的问题,也是相对真实的问题是,“他并不懂得公司治理,可他按照自己早年下海后的一些感想,把公司当成了一种猎取金钱的工具”。他觉得听王益的课程,获得的不是学理上的清晰化,而是听取了一些“野蛮的个案”,或者一些有争议的手段,“感觉台上讲课的不是一位副部级官员,而是一位混迹江湖的老大”。

  随着光华的逐渐发展,越来越多海归经济学家在这里授课,王益的经济学功力弱处越见显露,可是他依然自信,光华也给了他极高的待遇。

  尽管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非议,可是,王益在光华的地位还是很稳固,他很享受“著名教授”的感觉。王益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如果王益出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常常提醒那些初次见面的人,王益的身份不仅是国开行的副行长,还是“著名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

  另一方面,王益对光华管理学院也确实贡献不少,很多项目他都拿到光华来做,这就意味着一笔笔的科研经费能够进光华。一位老师还记得,“他很注意平衡,比如将几个项目平均分配,让老师们之间不要产生矛盾”。

  这种投桃报李的行为,在日常场景中也经常出现。王益每次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领导共同出现时,他总是介绍:“这是我们北京大学的胡适。”混迹于学界和官场的王益显然将两方面的某些东西结合在了一起。

  人脉与亲属

  王益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学校短暂担任助教后进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在那里工作长达7年。王益身边的人介绍,他的不少人脉是那个时间段积累的,“省级以上的干部包括秘书,王益很多都很熟悉,可以直接打交道”。

  王益积累人脉的方式,据说很让对方舒服,并不突兀。一位曾和王益打过数次交道的人说:“他初次见面,给对方留下的印象一定很好。”除了那么多光环之外,他的为人处世的态度,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云大科技”曾经的总经理付文明就对王益有很好的印象,即使在王益被“双规”的今天,他仍然开口就说王益好话。“他做事态度认真,工作有激情。”1983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的付文明被外界传说和王益关系很好,叫王益“大哥”,据说云大科技上市完全就是靠付文明与王益的交情,可是付文明自己完全否认。1998年,云南省按照部署,要完成一定公司的上市任务,“完全是指标化的,并非像现在公司上市那么困难”。所以,他在1998年和王益处于初次见面的状态,之后也没什么联系。

  而1998年任职证监会副主席的王益正好来云南考察这一项目,大家都想他是云南人,又是肯定要上市的项目,应该很容易过关。可是付文明回忆,“他是个工作中很有激情的人,无论是他的手下,还是我们,要是汇报不清晰,都会被他驳回”。按照付文明的印象,云南人王益因为离开云南很早,并不和大家讲那些家乡情谊,但是,“他的做派又是云南的,他比较厚道,说话直爽,都是我们云南人的风格特征”。

  可是和王益熟悉的一位经济学家却说,“他网罗了一大帮人在他周围,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利益组合,而是靠自己的一定的人格吸引力”。他一方面对下属严格,另一方面也给以很好的回报,“不少云南本地的人才,被他带到了外面的一些重要岗位上”。

  这位经济学家说,被王益带出来的官员,都和他有共同的行事风格,“做事情胆子大”。

  而且,王益擅长把自己周围的人组合在一起,例如在组织某企业上市的审查过程中,作为政策主管部门的证监会副主席的他有天然的优势地位,把券商、公司法人、政府官员全部组织起来,“很多人是因为他的关系,之后才成为朋友”。

“他的这种交朋友风格,在他早年的时候就已经很突出了。”王益一位年轻时代的朋友这么说。他是1976年和王益认识的,王益当时在昆明某钢铁企业工作,“王益的父亲是德宏州的州委办公厅的干部,在当时已经算是有能力的家庭了,否则他不可能被招工到昆明”。

  也许是因为父亲的关系,王益能够在工厂取得长期病假,一面拿着工资,一面在芒市建设兵团师部医院休假、学习,这位朋友就是和他在医院认识的。“他谈历史、哲学、地理,都头头是道,很直爽。”这位朋友还发现,王益那时候就很有征服人的魅力,“指点江山,论起国家大事来头头是道,而且表示,他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

  王益在北京工作后,并没有和家乡减少来往,把自己大量朋友、亲戚都从家乡带出来,安排在天津等地,并且形成了种种关系组合。与王益关系较近的一位经济学家介绍,“他是个看重天伦之乐的人”。这位经济学家的亲戚从美国回来,和他不太熟悉的王益要请他们全家吃饭,“席间也没谈什么,就是谈些家里人在一起玩什么之类的。看得出,王益很喜欢这种家庭式的聚会”。

  原因就在于王益与妻子1996年就已经离婚,“他很早就把自己弟弟、妹妹弄到天津去,并且给他们都安排了很好的后路”。

  王益的儿子在2001年去美国读书,当时他在国开行的副行长任上,“可是还是找了个机会去美国学习公共管理。许多不熟悉他的人觉得他是去美国镀金的,其实,他是去安排儿子生活的”。在这位经济学家的眼中,王益虽然经济学的水平不高,可是他爱家人,爱交朋友,爱吹自己的历史学、哲学知识,“是个很好的交往对象”。他们平时还不时地电话聊天,王益羡慕他的家庭幸福,说自己在国内虽是副部级官员,却并不自由,行动受到各种约束——虽然两人关系算熟悉,可是,王益极其注重自己的对外形象,也很能隐藏自己的所作所为,尽管平时说话言行也很随便,但他不轻易和非证券行业的人谈及自己的行业,所以这位经济学家对王益在证券行业的违法行为毫无所知。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光华管理学院,许多老师是在王益被“双规”后,才知道他在证券行业的勾当,“我们都大吃一惊”。

  性格决定的命运

  可是,王益的放肆是有目共睹的。一位王益的朋友说,“他的那种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

  性格体现在很多细节中,许多在光华的学员还记得王益的穿着打扮,相比起其他穿着闲散的老师,他的打扮正规而时尚,“经常打领带,甚至还有领结”。而且他很喜欢名牌,经常说自己的某项穿戴是某个顶级品牌的限量版,“这点和一般官员很不一样”。

  上述那位和他很熟悉的经济学家开玩笑说起,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海的仿膳餐厅,打着领结的王益进来后,他一时误会,以为他是餐厅的服务员,“喊他帮我在传说中的帝王宝座上照相”,结果王益瞪了他一眼,没有理他。

  近年来,王益越来越混迹于各种人群,穿着也越来越随意。这位经济学家还记得王益有一次穿着西装短裤出场,上面却是正规的西装领带,颇搞怪,“可是他自己却觉得,穿得很时尚”。

  与此同时,王益越来越不按一般官员的牌理出牌。他会召集一帮朋友出外旅游,而且去的都是不容易到的地方。2002年,他和一群券商、公司老板去西藏旅游,据说就是那次旅游发现了他自己的作曲才能,哼的曲调被同时出行的公司老总称之为最容易上口的美妙歌曲。他从此添加了一项爱好,用电脑作曲,兼举办音乐会。

  2008年3月,他操纵太平洋证券上市的内部交易的一些情况被报道后,他仍然不在乎地出游。这次去的是云南剑川石窟,一个离昆明尚有若干小时车程之处,随其同行的就有央视某主持人,两人并不避讳接待方看见他们的亲密关系。按照剑川石窟工作人员的印象:“这位中央领导和一般领导不一样,很能讲,用家乡方言赞扬了石窟造像,说这些是白族智慧的结晶。他还赞美了沙溪的建筑群,说那些方圆结合的窗户是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念的体现。”

  只有了解王益很深的朋友才明白,王益的多才和夸夸其谈背后,隐藏的是放肆、虚荣和骄横的性格。那位经济学家和王益交往不久,就收到王益赠送的自己主编的若干本证券行业的著作。这位常年在美国的经济学家不懂事,与王益开玩笑,说他分析的是“初级市场”,王益当场就给了他脸色看,说他从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做起,还在海南涉身股市,又做了证监会副主席,说“关于证券的行业规则,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说这话时,傲慢的神情、严肃的口气,都给这位学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也许就因为这种自以为是,才导致他在证券业的翻云覆雨越来越严重。(王恺)         

 

 

 

 

 

高西庆:杜绝证监会官员问题 发审权最终应还给市场

    【编者按】作为资本市场最初制度设计者的高西庆,再次回忆股市规则设立之初时,仍然认为审批权是问:大部分股市是完全市场化的结果,是最精明的商人之间的活动,现在看,当初你们回国大力推动证券市场开放,是不是太仓促了?这是否也是这个早产的市场后来不断犯错误的原因之一?

  高西庆:证券市场从那个时候、以那种方式搞起来,的确有偶然因素。据我所知,早在我们回国前,国内已经有不少人在琢磨建交易所的事。我相信,这些人都致力于改革,对形势很敏感,有一份好心,可很难说其中有谁对证券市场比这个以留学生为主的集体更明白,更没谁在这方面有过多少实践。我的意思是,在当时,证券市场的出现是一个客观趋势,是历史的必然。即使没有我们回来折腾,
问:你向来是反对政府审查的,这种监管方式也的确已经出了一系列问题,监管官员的腐败也不时发生。但将审查权还给市场,面对当年那个初生的市场,不会更混乱吗?

  高西庆:政府终会有一天能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发审股票)。这个权力太大了,它最终要交还给市场。

  当然,世界各国的证券市场发展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证券市场是完全放任自流的,但绝大多数国家政府不审查而是由各个交易所来审查。由政府审查的上市公司质量,并不比由市场筛选上市的公司质量好,甚至更差。其实中国的《证券法》和《公司法》,并没规定上市的公司必须是好公司。我国按质量审查上市公司,政府审查要求达到的,其实只是表面的指标门槛,这是静态的东西。上市之后变了,没人保证得了,至今人类社会任何一种形态都不可能对动态的东西做出保证。

  上市公司质量差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的问题。美国上市公司有好几万家,里面值得投资的只在前1000家之内,每天交易量的99%也在前1000家之内。

  美国的证券市场也有很多欺骗,但多数情况下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各得其所。如果投资者想把股票作为养老金、保命钱,那么他就投相对风险性小的。前1000多家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率是相对较低,但也比较保险。愿意博弈一把的投资者可以去其他层级的市场,买风险性高的股票。上世纪30年代,加拿大国会讨论证券法时就说到,政府没有权力剥夺上帝赋予每个人愿意当傻子的权利。中国是没有这种风险层级的,好的坏的公司都有可能短时期股价翻番。

  问:如果中国将股票发审权交还市场,那么应该怎么操作?

  高西庆:首先应先把这样的分级市场建立起来,就是我鼓吹多年的“精品店和大众百货市场”理论。一个完整的市场,应该是既有精品店又有大众百货市场,让不同眼光和生活水平的人都有选择。如果关闭所有大众百货市场,只开精品店,那么坏东西很快就会充斥市场,因为很多人会造极廉价的假货,然后用钱贿赂精品店的看门人。这跟今天的股票市场有类似之处。

  美国有几万家上市企业,在精品店——如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却只有一两千家,这里的上市规则就要求严一些。而且纽交所的上市门槛很高,企业来这里上市,本身花费就很大。相对来说,上市公司质量相对好一些、不够资格上纽交所的企业,还有多层次的其他交易场所可以选择。那里就不需要严格的审批,企业上市前登记备案就可以了。

  市场审查,不是审查企业好坏,而是审查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同样的企业,好坏跟是否赢利没关,跟人看企业的角度有关,有的人看长期,有的人看短期,有的人看可能性。只能由他做基本判断,谁都保证不了将来的情况,只能由投资者根据企业披露的真实信息自己做判断。监管资源有限,你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保证企业的好坏,但却可能下全力保证其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问: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全国各地曾出现了100多家地方柜台交易场所,这应该是多层次股票市场的一个雏形,但后来都被关闭。你担任证监会副主席期间,尝试过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吗?

  高西庆:只能说,我从来没有改变过初衷,在任何场合我都强调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为什么没有实现,只能由历史来看,过几十年或许能看得更明白。当年证监会的同事中,跟我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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